在全球深陷疫情、暴力、种族分歧的 " 阴沟”时，连续多起航天事件将人类仰望星空的向往再次带到眼前。SpaceX首次成功发射载人飞船后，又一口气发射了58颗星链卫星；日前，北斗卫星也传来喜讯——随着最后一颗组网卫星“高空营业”就绪，北斗卫星系统终于能摆脱对GPS的依赖，在全球范围提供全天时、高精度的定位、导航、授时等服务。

尤其是SpaceX载人发射成功，有着里程碑式的意义——时隔 9 年，美国终于能用自产低价火箭将宇航员在本土送入轨道；商业航天发展 30 多年，终于有一家民营公司让太空旅行、火星移民等梦想变得不那么遥不可及。

“这可能是今年最感人的时刻”，一位航天爱好者彻夜无眠，他在社交平台分享，2020 的世界那么乱，人类不断走向深渊，但依旧有那么一小撮人走在前面，带领人类探索新的栖息地。

“这可能是最舒适的一次太空旅行”，国内民营航天创业者胡振宇和朋友们都在讨论一个数据指标——龙飞船内的推力可调节，能从一般人的承受度 5G 下降到 3G，这意味着，普通人进入太空的身体素质要求降低，只要攒够钱，有生之年就有希望去太空转一圈。

长达数周，SpaceX 的相关话题都是大众恰饭谈资、社交文案的绝佳素材——SpaceX 和 “钢铁侠”马斯克的故事被反复推荐；火箭、龙飞船使用的材料、技术不断被航天从业者和爱好者层层揭秘；就连飞船中作为 “零重力提示器”的小龙人玩具也成为爆款，购买页面被挤到瘫痪。

感动之余，另一个期待也变得迫切起来：何时才有 “中国版”SpaceX？

初次试水

在国内，造火箭、发卫星一直以来都是 “国家队”的事情。直到 2012 年，政府主张 “军民融合”，陆续出台相关政策，让民营公司参与到火箭、卫星研制发射中。

在此之前，只有极少数民营企业尝试过进入商业航天。90 年代，第一代民营企业家、曾经的首富牟其中就看到了卫星运营的商机。他在 1992 年成立南德商用卫星公司，计划在 3 年内发射 60 颗通讯卫星，“把地球罩起来”。

葛优在电影《不见不散》中扮演的刘元有个异想天开的想法：把喜马拉雅山脉炸出一个口子，引入印度洋的湿暖气流，青藏高原变成鱼米之乡指日可待！这个想法就出自牟其中。他因为办成了轻工品换飞机、发射卫星、开发满洲里三件大事，成就传奇。南德公司员工胸牌上印着他的一句口头禅——“世界上没有办不到的事，只有想不到的事”。

牟其中当年比马斯克还要疯狂，只不过马斯克成功了。在 90 年代运营卫星，牟其中也是费劲周折。

中国长城工业公司是当时中国唯一能发射商用卫星的公司，但它的主要精力是将国内已成熟的长征系列火箭推销出去，发射国际卫星订单。牟其中本来都跟长城公司谈好了，后来因为政策限制，只好向俄罗斯求助。

选择俄罗斯一方面是因为牟其中跟俄罗斯人做过倒卖飞机的生意，另外成本相对美国市场较低——卫星成本只有美国的 1/3，卫星制作时间要比美国少一年。但第一颗卫星 “南德地平线”还是失败了。

随后，两颗 “航向”卫星发射成功，主要用于广播、电视直播。就在南德准备发射第三颗卫星时，国家加强宏观调整力度，银根紧缩，牟其中要提前还清 2.2 亿元贷款。一面债务紧逼，一面卫星事业耗资无底，牟其中资金链断裂，最终入狱。

较早尝试商业航天的民营公司南德也就此止步，同期 “国家队”的航天商业化进展也遇到瓶颈。

整个 90 年代，中国承担了商业发射市场近 7%～9% 的发射任务。眼看发射业务飞速增长，长城公司和美国休斯公司合作的澳星发射项目却出现重大事故，美方迅速组织专家团队进行调查，在 1999 年发布《考斯克报告》，称中国在商业发射中，窃取美国的导弹技术，对美国国家安全造成威胁。

于是中国被美国列入 ITAR（美国武器贸易条例）名单，从此不能在全球范围内采购、发射有美国航天零件、技术的卫星。一纸条约，让 “国家队”一度的国际卫星发射订单几乎为零，这种状态持续到 2005 年，中国调整了策略，转向第三世界国家提供发射服务，以及出口整星技术，才逐渐获得少量市场份额。

牟其中一度的左膀右臂——冯仑，后来写文章总结牟其中的种种往事，他认为牟其中的商业逻辑不是不成立，是他几近疯狂的逻辑跟社会制度的变化节奏不够吻合，和体制变革的逻辑相冲突。

冯仑没有参与到牟其中的卫星商业蓝图中，在 1992 年自立门户成立万通集团，投身房产造富运动，可时隔多年后，他也投资了和主业不太相关的商业航天，还在 2018 年发射了首个私人卫星——“风马牛”一号。

事情的转折点发生在 2016 年，冯仑去了两趟 NASA（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看到了火箭、航天器的各种零部件，体验了宇航员在训练舱的零重力生活，他发现在美国，上天、登月、去火星似乎都很平常，也能轻松见到去过太空 4 次的宇航员，聊起搭载航天飞机，就像坐高铁、飞机一样。这些在国内却是遥不可及。

那年还发生了很多事。

76 岁的牟其中出狱的当天，SpaceX、特斯拉、SolarCity 的创始人马斯克刚好在第 67 届国际宇航大会上高调宣扬自己的新目标——10 年内将普通人送上火星，100 年完成 100 万火星移民计划，引爆社交媒体。

牟其中在 90 年代未开启的商业航空，被马斯克经过 20 年努力实现了。以往的老相识冯仑也意识到，牟其中曾经幻想的好生意，也到了临门一脚的时刻。

隐形风口

2015 年被业内人士认为是民营商业航天元年。此前，寥寥无几的民营商业航天公司虽然成立，但也未大胆地向市场袒露自己的雄心，都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在探索无形边界。

就连互联网公司一把手在 2015 年前后也很关心商业航天市场。

李彦宏在两会上提案，阿里、腾讯的资本也都纷纷寻找合适标的，马云也曾咨询航天专家：有没有可能从国家队找几个院士或总师出来？他得到的答案是：不太可能。

将商业航天较早带到大众面前的，是一位带争议的民营火箭公司领客航天创始人——胡振宇。90 后的他在 2013 年成立领客航天，就扬言要自己做火箭、发卫星，结果还真的收获了来自国家队的小订单，以及投资人的关注。

2014 年，他还是媒体争相报道的 “火箭天才少年”、“90 后创业代表”，结果一年后，多篇报道指出他 “不讲规则”、“说谎作秀”等，舆论短时间迅速倒向，一度也影响了翎客航天的融资进程。直到 2017 年，才获得了长润金控、冯仑的御风投资、普华资本的数千万人民币 A 轮融资。

去年年底，胡振宇卸任 CEO，翎客航天 CTO 楚龙飞上位，一时各种传言四起，有人称这家公司正处于散伙的边缘、员工纷纷离职。胡振宇在接受凤凰网科技采访时解释到，公司换帅并不是投资人、股东的要求，而是在对接新机构时，不想一遍遍解释过往的经历，调整后各自的分工也没太大变化，自己仍然负责公司的运营和对外传播，公司目前也已经获得了新一轮的融资。

“创业还是有一定的偶然性”，胡振宇称创业初期，只是出于喜欢，对市场有信心，加上面临毕业季，不想去体制内老老实实上班，嫌成长太慢。“最开始只是很模糊的一个感觉，这个事情可以做，有条件做、喜欢做，市场需要的是安全、低价的产品。此外，并无太多可借鉴的地方。定位、财务规划、未来的市场规模，都是在创业过程中才逐步细化。”

在 2013 年，一些地方政府已经开始关注创新创业经济，比如深圳、北京等创新地区，就成立了航空产业专项基金。胡振宇在深圳注册领客航天时，就听说一些关于航空航天的规划性文件将要出台。

一些体制内的人也开始坐不住了。“他们可能认为一位 90 后的小孩都可以干，我们在行业有那么多的积累，为什么不能出来试一下？”胡振宇记得，在 2015 年，零壹空间和蓝箭航天等公司成立，都早于年底出台的关键性政策——《国家民用空间基础设施中长期发展规划 (2015~2025 年)》。

该文件的出台，意味着国家明确允许资本可以开始投资研制卫星、火箭等航天产业。

政策的松动有诸多原因。在过去航天商业化进展中，“国家队”的主要任务是保证民用、科研等国家计划中的发射任务，追求安全、可靠第一，因此形成了很多冗余的流程，导致发射火箭、卫星的成本高昂，于是也有人希望能用一些创新的、工业级的产品思路来降本增效，实现高稳定与高性价比。

还有在 2015 年前后，全球的卫星互联网市场又有一波起势——三星、OneWeb、SpaceX、波音公司等都宣布发射上千颗小卫星，形成通信网络。SpaceX 以每 2~3 周进行一次 60 颗卫星的发射速度在部署其星链计划，今年预计就能完成第一批 1600 颗卫星部署并开始提供商业服务。这对于国家队而言，在诸多限制下，还是很难拿到国际上的订单，因此倒逼着民营公司的商业化进程加快。

2015 年之前，能造火箭、发卫星的公司只有航天科技航天科技集团和航天科工。此后，一大波民营商业航天公司纷纷成立，目前我国商业航天企业数量超过 160 家，涉及到 A 股公司超 15 家，在卫星制造、发射、运营、应用等四个环节，分别有 36 家、22 家、39 家、44 家。

短短 5 年间，最早一批宣称自己要做火箭发射的民营公司，已然成为后浪。“两年前，要发火箭、造卫星的公司没有 100 多家，也 70、80 家，现在大概还剩 20 多家”，曾在工信部下的第五研究所做可靠性测试的张泽谈到。

虽商业航天被人普遍认为有前景，“但其实是一个投资大、见效慢的事情，可能社会效益远大于经济效益”，张泽谈到，先走一步的 “开荒者”很有可能沦为 “炮灰”。 张泽也在 2016 年跳出国企，做起火箭周边配套服务，比如测试、研发、运营推广等。当时他出来创业还是信心十足，毕竟不做卫星、火箭，只是做周边服务，风险小，市场上也缺乏专业做测试、运营推广的公司，需求多。可结果并不如意，现已年过 40 的张泽，只能维持年比正常上班多一点的收入。

在理想和热血面前，投资人们掏钱还是很谨慎。民营商业航天公司刚起步的 5 年间，资本的投入力度，远远达不到在共享单车、人工智能、大数据等风口中砸的钱，可能没有共享单车总融资额的 1/10。

曾是军工领域投资人的李鑫，在 2015 年前后也看到了商业航天领域的机会。他和团队做了近 2 个月的调研，走访了火箭总装部、军方、软件制作等各领域的从业者，多方请教后，花了近 5 个月时间才敲定了第一家投资的民营商业航天公司——零壹空间，也确定了 “民营队”与 “国家队”之间是互补而非正面竞争关系。

选择零壹空间，李鑫坦言其实各家公司商业化运作思路都不清晰，只不过零壹空间的创始人舒畅也是投资人出身，对创业会有较为全盘的考量，此外其种子轮有哈工大的投资，相当于有政府部门的背书。

李鑫认为，资本不敢轻易进入商业航天，主要有两方面原因，首先航天技术太过硬核，门槛高，一般投资人看不懂这个行业；其次市场上也没有准确的航天市场的情况，这些信息一般都属于国家级别的信息，也就是说，投资钱根本没有数据作为参考，没有前车之鉴。

“这对于已经习惯在互联网风口中，追求见效快、收益大的投资人而言，就没那么有吸引力。”李鑫谈到，资本年年关注度虽然在提升，但商业航天还是一个隐形风口。

从 2018 年下半年开始，李鑫就没怎么关注第一波商业航天创业公司，他认为最早一波的人才吸纳、团队构建、资金投入，都已成型，“格局基本已定”。现在他所在的北京大度能融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已经在看第二代的商业航天公司，比如深空通信、小行星挖矿等外太空探索项目。

“未来商业航天的趋势，我相信民营航天公司也会有一席之地”，李鑫坦言，但是现在还没有看到能跑出来的公司，因为民营公司的技术储备还远不能参与大订单竞争。“现在民营航天公司都在做一件简单的事情，就是把体制内的东西去做产业化和商业化。”

不可能复刻

SpaceX 像 SpaceX 这样的明星公司，在国内不可能 “复刻”，只能学习。这几乎是从业者、投资人等都比较同意的结论。

“前两年还有同行说在多少年之内超越 SpaceX，现在来看，不被甩得更远就很了不起了。”胡振宇认为短时间内不可能出现国版 SpaceX。

航天专家黄志澄跟体制内的朋友沟通时，大部分人都认为，民营商业航天做一些小火箭、小卫星是有利的，但是要做大火箭、大卫星还是比较困难。

政府没有补贴一分钱，也没有给到重大的合同。“没有大的政策扶持，短期内不可能出现 SpaceX 这样的公司”，黄志澄说，目前民营商业航天公司要想存活下来，还要自己进行技术创新并积极开拓市场。

面对种种现状，有时黄志澄不得不想起在业界流行的话——中国的民营航天就是一场美丽的误会，两、三年后，现在的民营火箭、卫星公司可能还会倒闭一些，但并非完全没有成功的机会，“我国民营航天前途是光明的，但道路也许有点儿长”。

“国内商业航天处于起步阶段，生命周期尚在儿童时代。”九天微星 CEO 谢涛谈到，随着卫星互联网纳入 “新基建”，迎来跨越式发展机遇的同时，能否持续通过技术创新来提升卫星性能、降低成本？能否在原始创新上再加强？这是具有行业共性的难题。

回顾 SpaceX 的成功，大致有三方面原因—— 首先，SpaceX 有一个已经在互联网浪潮中实现财富自由的老板马斯克，有雄心壮志也极富激情。

马斯克创业之初，靠转手互联网创业潮中的 Paypal，套现 1.65 亿美元。所以二次创业 SpaceX、特斯拉等公司时，他已经实现了财富自由，也不怕失败。相对而言，国内民营商业航天公司会更害怕失败，一旦发射失败，就会估值掉价、拿不到融资，很难存活下来。

其次，外部环境的助力，包括铱星计划的遗产、NASA 的大力扶持、成熟的航天人才培养体制等。

SpaceX 继承了很多 90 年代的铱星计划的技术遗产，并在 2008 年生死存亡之际获得 NASA 的一笔 15 亿美元订单，这才度过危机，此后 NASA 又陆陆续续将不少发射任务都交给 SpaceX。

而 SpaceX 在美国也很容易招到渴望创新的航天人才，目前已是 6000 多人的大公司，而国内的民营商业航天公司最多也就 300 多人。

最后是战略层面，SpaceX 的火箭发射、星链计划，其实是美国最新的太空战略——将近地轨道交给商业航天，核心研发力量集中在外太空探索。

近地轨道市场的本质是建立新一代的卫星通信基础设施。

从 90 年代开始，在太空发射无数卫星来覆盖全球互联网通信信号的设想大有人在，摩托罗拉、微软等公司都曾尝试过，但因为成本问题，还是输给了光纤电缆、地面基站。

可如今情况不同，随着 SpaceX 的发射成本降低，在天上发射的大量低轨道卫星组成的星链要比在地面铺设大量基站更划算。有数据估算，SpaceX 星链项目比在地上密密麻麻建基站成本至少降低一个数量级。

在这点上，不仅是 “民营队”望尘莫及，“国家队”也追赶艰难。胡振宇谈到，“我个人的观点还是很悲观，来不及。首先星链是一个巨大的工程，不管是数量、发射频次，只要 SpaceX 没有太大的翻车，追赶上的可能几乎为零。”

按照 Space 每年发 30 枚可回收火箭来算，一年可以发射 1600～1800 多颗卫星。但国内的火箭成本还是造价太高，加上不管是 “国家队”还是 “民营队”在星链计划地投入上，都没有拿到充足的资金支持，以至于在低空星链上起步晚、发力慢。

胡振宇提到，也就是近两年开始，国家逐渐出台了顶层规划来协调体统筹，把各种接口、标准去统一，之后再去研发、实验，做批量化的发射。“低轨道通讯资源争夺上，很有可能美国打了上万颗卫星，中国才是几千颗的级别”。

相比走在市场前面，砸钱创造市场的 SpaceX，国内商业航天发展还是以市场驱动为主。“无论是民营商业航天还是国家航天，一定是靠卫星应用来带动发展”，南京卫星应用行业协会常务秘书长杨建中谈到，比如北斗，风云，海洋，高分，天通这些 “国家星 “也是先有市场需求才立项。

卫星市场主要有位置服务、遥感、通讯等，杨建中介绍，目前基于位置服务的卫星市场发展较好，滴滴，美团等都在使用 “北斗卫星”；遥感卫星市场发展良好，还有很大的上升空间；通讯卫星在军事领域较为成熟，但民用市场才刚刚起步。

在民营火箭领域，星际荣耀在 2019 年 7 月 25 日发射 “双曲线一号”火箭成功入轨，成为除美国以外全球第一家实现火箭入轨的民营公司，被看作是中国民营火箭公司的零突破；民营卫星领域，民营公司九天微星、银河航天已经可以承担高性能卫星的需求，接下来要解决的关键命题是，如何降本增效？ “受新基建政策催化，卫星互联网赛道明显提速。具体到九天微星，在卫星平台能力显著提升，成本进一步降低的基础上，我们正在部署批量化产线，预计 2021 年初建成。”九天微星 CEO 谢涛说。

坊间也有一种呼声，有没有可能互联网巨头投入商业航天？

“要是中国互联网公司开始来投资民营航天，会出现一个新的趋势。”黄志澄谈到，但目前互联网公司都还在观望的阶段，因为其主营业务实在是离造火箭、发卫星太远；其次，从投资角度来看，商业航天也许不是一个好项目，因为回报时间长、风险高。

比如百 度不在乎有什么火箭把卫星送到轨道，也不在乎是谁家的卫星，关键是能不能拿到便宜的地图数据。黄志澄目前接触到百 度风投，基本上都没有投资商业航天的兴趣。

阿里也只是在业务层面有些合作，腾讯在 2015 年倒是投资了三家商业航天公司，但都是海外项目。不过，国内也有企业家如雷军和李书福等，对商业航天有寄予厚望并在加大投入。

今年疫情全球爆发，更是让各行业都不好过。在武汉成立的国家航天产业基地本来今年要生产 20 发火箭、120 颗卫星，一位员工告诉凤凰网科技，前半年各种项目几乎都暂停，资金链也出现问题，引进的很多项目都延后。

去年成功入轨的星际荣耀，在疫情期间，也暂时无法进行线下客户拜访，转向线上交流。据知情人士透露，今年 9 月份前后，星际荣耀将再次发射 “双曲线一号”小型固体运载火箭，单价为千万元级别，而此前公布的计划——要在今年发射 2～5 枚火箭，因疫情也变得不确定是否能按计划完成。

前半年虽然还没有一家民营火箭公司发射卫星，但研发、测试还是没有耽搁。星际荣耀在北京郊区的测试基地，完成了多项大型重要节点性的实验。其设计可重复使用多次的运载火箭 “双曲线二号”，也将在 2021 年发射。

星际荣耀去年在酒泉发射 “双曲线一号”时，行业内都很激动。一位大数据行业创业者，将火箭回收视频配上热血动漫 BGM，自发传播到票圈、微信群；在现场目睹火箭发射全程的行业人士感叹：这次发射不光是在救星际荣耀自己，也是在救行业，如果星际荣耀都开始失败，那会给市场和投资人一个信号，可能现在国内的工业体系还是不能发展民营商业航天。

再造一个国版 SpaceX 确实难。回头看国内商业航天的发展，一直被 “国家队”把持，从 2015 年前后才出现 “民营队”，在缺乏大量资金、核心技术、关键人才的情况下，如今的 “民营队”才刚蹒跚起步，很难与 SpaceX 相提并论。

但 SpaceX 也提前探索了一条可行的商业航天之路。这次载人飞行发射成功后，黄志澄连发几条微博——“这将倒逼我国民营航天企业进一步改革。将公司的管理体制和人才激励机制，从工业革命时代，推进到信息革命时代”、“无论如何怎样建设我国航天领域的新型举国体制已迫在眉睫，不能只是楼梯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