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供应链重构的背景下，中国制造处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以及应该如何应对？
首先有一个大的判断是，全球产业链的基本盘不会有大变化。有一个比喻就是全球的制造业里美国是头脑，互联网公司提供了大脑式的上层建筑，制造业的心脏是德国和日本，四肢是中国。当然，现在分工也在变化，中国也在向产业链价值链的高端走，但这个比喻大体上还是反映了现实情况的。
中制智库举办的中国制造强国论坛年会，每年会上发布中国制造强国指数。按照指数课题组的说法，世界制造强国有四大阵营，第一阵营是美国，第二阵营是德国和日本，第三阵营是包括中国、韩国、法国、英国，其中中国目前处在第三阵营的前端。第四阵营则是印度巴西等新兴国家。
总体上来讲，中国制造在世界制造格局中的位置，应该还不会有大的变化。但是中国制造的确受到了一系列的挑战、面临一些困难。
第一个挑战是中国在先进制造业上面临着脱钩的危险，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有意在围堵和封锁我们。中国有很多高新技术企业在美国商务部的实体名单上，这实际上是对我们先进制造业的精准打击，也是一种遏制。
所以先进制造业遇到的是西方国家的打压，而我们的传统制造业面临着东南亚国家的追赶，越来越多的企业向东南亚的泰国等国搬迁，这个趋势的出现，这是第二个挑战。
第三个挑战是我们国内制造业的要素成本全面上升，土地价格上升、劳动力价格上升、社保的成本上升、环保的成本上升，去产能以及每一次环保风暴之后就是一批制造业企业搬迁或者关门。
国内的制造业企业面临的老问题，是供给侧改革的问题——“三高三低”，分别是高投入、高成本、高污染、低效益、低价格、低品牌附加值。目前转型还在爬坡阶段，虽然我们供给侧改革已经进行了四年，但效果尚在在途中。所以我们2015年就提出了九大任务、五大中心、十大领域。总体来说我国制造业面遇到了一些挑战，但也正在转型升级的关键阶段。
疫情结束之后，我们的制造业将面临一个新的问题，全球产业链开始纵向收缩。要解决产业链的安全问题、脆弱问题、过于复杂的问题，就要纵向收缩。产业链纵向收缩的意思就是上下游开始缩短，横向集聚，同类产品、同类企业的块状集聚。
如果产业链要重构的话，一共有三重链。中国的产业链可能从全球量退到洲级链，先退到东亚链，中日韩产业链。这个环节我们争取要保住中日韩的自由贸易区，争取早日建立起来。接下来第三重链是国内链，未来我们可能要更加注意建设国内的产业链，基于国内市场的相对完整的产业链。
中国的经济的韧性就是可以一定程度退出全球化，有退守的地方，中国制造有四个优势，在全球仍然是非常明显和无法替代的。
第一，中国的制造业门类非常齐全，联合国登记的600多种制造业产品我们都有。第二，产能巨大，能满足14亿人口的衣食住行以及工业品，还有剩余。第三，拥有超大的国内市场，有3.5亿的中产阶层，还有有待于进一步城镇化、城市化，挖掘市场需求潜力的近10亿消费群体。第四，中国有效的产业政策也是全球独一无二的。美国人是很羡慕我们的产业政策的，因为他们的产业政策像一个论文，摆在那没人执行。而产业政策做的很好的是日本，但我们比日本做的还好。这是我们的优势，就算是遇到了危机、搬迁或者脱钩，我们基本的优势还是存在的。
中短期内，我国在吸引外资方面仍具优势
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我国对外资仍有很大吸引力，这也将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全球产业链的“去中国化”现象。
第一，我国在全球产业链中具有较强影响力，且市场优势突出。2018年，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在全球占比高达28.4%，全球排名第一。在前25%出口中心度最高的产品中，我国占有数量紧次于美国，排在第二位。此外，在华外资企业对我国市场依赖程度较高，其70%以上的产出在中国市场销售，仅30%出口到欧美，市场优势很大程度上抑制了外资企业外迁产业链。
第二，我国制造业基础扎实雄厚，产业链集群优势短时间内不可替代。我国是全球重要的制造业中心，拥有最齐全的工业品部门门类，工业体系及基础设施具有配套齐全、综合成本较低的优势，具备支撑全球产业链变革的硬件基础。我国在劳动力数量、生产效率、经济结构和配套基础设施等方面相较其他国家具有非常大的优势。作为产业转移潜在目的地，越南、墨西哥、孟加拉等国家在2018年的就业人数分别仅为中国的2%至5%，制造业增加值只能达到中国的1%至5%。越南2018年制造业人均产出刚刚超过1万美元，而中国同期为2.7万美元。美国作为产业链回流的主要发起国，由于长期重金融、轻制造的产业战略使其经济结构和基础设施并不适合制造业的发展，调整和建设的成本极大。
第三，中国在疫情期间凸显其治理能力优势。疫情爆发后，中国体现出来的管理能力让许多外资企业更理性地评估和制定供应链多元化策略。电信、媒体和科技（TMT）产业的龙头企业均认为，中国在疫情控制和复工复产中的表现远胜于其他潜在搬迁目的地如东南亚等国，后者目前正经历更坎坷的生产停摆，供应脱钩的状态。
第四，疫情促使下一阶段产业更重视数字基建，中国在相关领域拥有先发优势。中国拥有发达的互联网商业土壤，目前正在加速布局5G网络、数据中心、工业互联网、物联网等数字基础设施，数字集群优势对跨国企业极具吸引力。很多跨国公司甚至表示，愿意留在中国甚至在中国加大投资，进而获得数字经济和商业创新的发展先机。
未来全球产业链重构的主要演进趋势
当前，全球化回调带来了全球产业链的深度调整。近年来，民粹主义浪潮兴起带来了反全球化的浪潮，保护主义抬头瓦解了全球贸易体系的根基，“黑天鹅”事件频发也打击了各国参与全球化的积极性。全球化从高速推进期进入调整期，在波动中面临较大的回调压力，全球充分竞争的格局已经被削弱，也带来了全球产业链的深度调整。
由于贸易冲突、疫情冲击等不确定性的冲击，跨国企业的供应链决策越来越重视安全和稳定的考虑。近二十年来，全球产业链基于效率最大化逻辑，在水平方向上逐步形成专业化、细分化的产业分工，但也造成环节过多、物流成本高、运输时间长等弊端，以及部分产业链过于集中在某个国家或地区的问题，造成全球产业链脆弱性较高。一旦遇到与地域特征相关的冲击，将使全球制造业面临断裂、瘫痪等打击。中美贸易摩擦和新冠疫情的发生也使各国也开始意识到，若涉及基础民生、国家安全和产业安全的行业（如医疗、军工和高科技等）产业链过于集中在海外，将使本国在未来面临外部冲击或全球竞争时处于被动局面。在风险规避驱动和政府主动引导下，跨国企业的供应链决策将基于效益、效率和风险之间的平衡，而非唯效益效率是图。
未来，全球产业链将更加向抗风险、多元化、强韧性的方向发展，具体将呈现为以下四类趋势：
第一，以双核体系为特征的全球产业格局将常态化。全球大概率会出现双核体系，与冷战体系不同，全球经贸体系以中美双核为中心，中间存在很多摇摆国家和摇摆企业，它们既可以与中国做生意也可以和美国做生意。在中美博弈的背景下，一些国家通过与双方同时合作，不仅有利于扩大利益面，也有助于平衡风险。
第二，产业链本土化、区域化趋势将不断强化。在地缘政治和风险规避因素驱动下，可预见的是，全球产业链将收缩至某个区域，或某个国家或地区。产业链区域化、本地化将成为结构性趋势。而产业链的地域集聚特征也将取决于经济体实力，譬如美日等国能够将产业链回迁本土，而欧洲部分小国家则只能将产业链迁回欧盟市场。
第三，后疫情时代的全球产业链重构将表现为结构性重构而非搬迁式重构，未来产业链将兼具水平分工和垂直整合的特征。为应对全球产业链的脆弱性，将全球最优秀的企业聚集在区域层面进行专业化的产业分工，形成垂直整合的集群模式，而收益仍由各国企业共享，这种既实现水平分工又实现垂直整合的生产关系，在提高抗风险能力的同时兼顾市场效率，是全球产业链的重要转型方向。
第四，数字技术推动全球产业链向智能化、分布式、资本化的方向发展。随着云计算、工业互联网和自动化等信息技术逐步成熟并投入商用，未来制造业将逐步向智能化、分布式方向发展，其在迎合了风险分散需求的同时，也使产业链变短变平，增强本土化、区域化趋势，弱化全球化趋势，加速全球产业链的重构。此外，数字技术也将加剧生产要素比较优势逻辑的变化，技术替代劳动力的可能性进一步上升，而超低利率和负利率的货币环境也将大幅降低企业资本和融资成本，未来产业链资本化程度将不断提高。
主动把握全球产业链重构的重要机遇
当前，我国应尽可能避免双边摩擦演变至热战、冷战，直面双核体系。对外，仍然需要重视参与国际产业链的重要性，以更大程度的开放化解“去中国化”潜在风险，为下阶段我国产业链发展争取更大的发展空间。
从具体措施来看，可重点考虑进一步提高我国作为进口大国的地位。应重视扩大进口对我国未来产业链部署和升级的利好。我国目前是全球第二大进口国，进一步扩大我国进口规模有利于缓解经贸摩擦，有利于加强其他国家对我依赖度和信任度，也有利于推动国内消费结构变化和产业链供给结构的转型升级。此外，成为全球最大进口国将使我国有能力对更多终端商品定价拥有话语权、推动跨境人民币贸易清算，进一步提升我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影响力和吸引力。
对内，从根本上重塑现有产业政策和创新政策，使其更好地适应市场化改革，激发市场活力和产业升级的内在动力，以高成长市场和新基建优势增强吸引力。
（一）应对外需低迷的不利形势，有效启动国内经济循环。其一，考虑到我国出口型企业将在较长周期内持续面临订单骤减、资金链断裂的困境，可鼓励出口型企业根据国内市场需要进行改造，扩大内销的份额。可考虑在一段时间内不对这类出口转内销的企业征收增值税或其他税费，相当于保留出口退税优惠。其二，充分利用国内市场作为推动产业升级和专业化分工的主要驱动。重点关注2.9亿农民工进城带来的庞大消费需求和其促进消费方式产生的巨大转变，赋予产业转型升级更大的潜力。
（二）加快完善制度建设和市场机制，培育产业转型升级的内生动力。认识到全球化红利的逐步消退，我国需要加快完善制度建设，建立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内生动力机制。其一，完善知识产权保护，保护企业创新升级的积极性。其二，可考虑借鉴欧美产业政策，鼓励而非抑制公平竞争，为企业创造良性的激励机制。其三，加快完善科研服务、管理体系，重视基础学科，关注基础学科发展与技术应用之间的协调关系。当前，全球科技竞争不断向基础研究前移，当前迫切需要健全基础科学研究评价体系，全面增强科技创新能力，在新一轮全球竞争中赢得战略主动。
（三）把握全球产业链数字化机遇，充分发挥我国先发优势。其一，鉴于未来制造业将不断向智能化、分布式的方向发展，我国应积极布局基于新技术的产业生态，及早建立数字经济产业链的集群优势，推进传统产业的数字化转型，从而吸引跨国企业愿意留在中国或来中国加入我国产业链建设。此外，当前制造业尚未建立起全球化、统一的ToB系统软件，相关标准也尚未确立，我国可考虑主动把握成为全球标准制定者的主导权。其二，充分挖掘我国跨境电商优势和市场潜力，增强平台服务不同国家的能力，尤其应尽早帮助“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加入跨境电商平台，巩固我国在跨境电商产业链中的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