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伊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席卷全国。这场突如其来的疫情危机，可谓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次大考。英国《金融时报》在社评中将这次“新冠病毒”造成的全球影响比喻为“一次去全球化实验”，直接导致了全球供应链的紧张混乱、国际贸易减少以及企业信心下降，更重要的是这种“硬脱钩”对国内经济带来很大冲击：需求和生产骤降，投资、消费、出口均受明显冲击。然而，大危机中往往孕育着大机遇，通过对本世纪“黑天鹅”事件的回溯，我们认为疫情给予我国经济社会的不仅是应对和挑战，还带来了重大机遇。
一、本世纪“黑天鹅”事件带来的巨变
（一）“非典”危机孕育电商、在线支付与物流腾飞
2003年“非典”肆虐中国，酿成了一场公共卫生危机。当年二季度,国内经济增长短时间下跌,后受投资拉动企稳回升，2003年GDP同比增速较2002年上升0.9个百分点到10%。更重要的是，突如其来的“非典”疫情引发了对于传统生活、生产方式的改变，促成多项影响的社会变革，从而在“非典”之后的十年间，带动三产比重从2003年的32%一跃过半，超越二产。
值得注意的是，与危机相适应的治理措施为我国互联网普及按下“加速键”，使得电子商务、电子支付获得跃迁式的发展机会。而这些行业也成为全新基础设施，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强劲引擎。在电子商务，鉴于大量商务活动和进出口贸易被迫中断，政府紧急出台措施鼓励电子商务的发展，淘宝网、京东商城等应运而生。截至2003年底，我国网购人群规模比2002年增长一倍，网购渗透率大幅提升4.3%，达到12.8%。在线支付上，随着2003年10月支付宝上线，在线支付逐渐成为网络购物的首选方式。在物流配送上，以顺丰为代表的物流业逆势发展，2003年全国快递业务量同比增长22.8%，增速较2002年提升11.9%。
（二）金融危机加速网络消费、移动互联网与共享经济爆发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也为中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从三季度起，我国出口大幅下滑，经济增速放缓，就业压力加大。政府围绕扩大内需、促进消费、增加投资、改善民生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到2009年上半年，逐步形成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一揽子计划”，加之危机下民众消费习惯的改变，催生新型业态。
在网络消费上，自2009年淘宝“双十一”活动上线以来，销售额从5200万一直飙升至去年2684亿元。消费行为的转变，推动网络消费持续大幅增长，2009年中国互联网用户网络消费总规模突破7000亿元，增长23.1%。在基础设施上，3G的建设催生我国移动互联网行业的迅速爆发。截止2009年12月底，我国手机网民规模达到2.33亿，占网民总体的60.8%。在新兴业态上，共享经济的出现让资产更多回归使用价值，以Airbnb、Uber为代表的企业陆续创立，实现了闲置资源的交易和再利用，开启了资源拥有权和使用权分离的新时代。
二、新冠疫情孕育“场景式”新机遇
此次新冠疫情对于经济造成的短期冲击是显著的，但基于我国举国体制优势、较完善的基础设施、巨大成熟的消费市场、劳动力素质提升，以及包括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在内的信息技术驱动升级，在后疫情时代，以“线上”和“工业互联”为特征的“场景式”变革，通过全要素、全产业链、全价值链的全面连接，势必加速数字化转型进程，强化我国经济韧性。
一是5G、云计算、大数据、AI形成合力，“线上+”场景全面爆发。数字化对现代社会的渗透，从本质上来说是通过两种路径实现的，即新场景的构建与对现有场景的改造。在生活方面，此次疫情倒逼全民线上业务集中体验，较为突出的包括在线医疗、在线教育、在线办公、生鲜零售等。而真正能为用户创造价值的线上服务，将趁势实现用户习惯的固化与泛化。在生产方面，工业互联网融合了5G、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在供需对接、物资统计、产能提升、云排产、云检测等场景上体现了得天独厚的优势。在治理上，政府主导的以大数据、AI为基础的数字化治理和线上服务被进一步实践应用，如外流人员的追踪定位、疫情扩散控制、舆情监控等场景。
二是工业互联推动人机关系进一步重构，产业数字化转型全面升级。由于疫情带来了物理空间阻隔、人员隔离和交通隔离，驱动企业利用信息化手段，组织和协调企业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的工作。信息技术有效连接数字空间与物理空间，拉近人与人、人与机器、机器与机器间的距离，打造无缝的“社交工厂”，缓解企业内外部协同压力。工业互联网不仅将更多线下业务搬到线上，实现流量的快速聚集、用户体验与持续运营、以及服务精准化，而且通过对企业进行数字化改造，深挖工业数据资源价值，构建以数据资源为核心的生产体系，充分发挥数据资源的价值作用，推动制造业企业生产模式升级，助力企业实现提质增效降本。此外，云计算、大数据、AI等更能借助算力算法辅助完成生产决策。
三、工业互联网将成后疫情时期的“优选项”
如果说2003年“非典”刺激了消费互联的发展，2020年新冠病毒危机后带来的是工业互联的奋起。
一是贯彻深度融合的理念。此次疫情带来的数字化转型的起点或许是消费场景，但是随着转型的持续深入，借助数据、算法、产品、技术和经验，促进产业链上下游的无缝对接、供需的高度匹配，工业互联网驶入“快车道”，最终实现全要素、全产业链、全价值链的全面连接。主要体现在：一方面是技术融合，以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另一方面是产业融合，制造业与服务业的边界日趋模糊，推动制造业服务化与服务业制造化；开放式的研发设计和生产组织方式；数据、创新要素和生产要素的跨境流动和全球化配置，以及供应链和产业链的高度全球化分工合作。
二是重视基础性对工业互联的作用。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尤其要重视基础设施与基础要素。从政府角度，作为公共服务供给方，为快速提高服务效率、提升服务质量，必然会加快推进基础设施的数字化改造和公共服务的数字化转型，而以5G为代表的信息基础设施恰好为工业互联网提供物质载体和技术保障。此外，数据作为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的基础要素，其性质界定与权利归属、开放共享与市场准入、行业监管等均决定了工业互联网的活跃程度。
三是加快多领域的应用推广。工业互联网通过对企业进行数字化改造，深挖工业数据资源价值，构建以数据资源为核心的生产体系，推动中小企业生产模式升级，形成大企业建平台，中小企业上平台、用平台的协同共进格局，实现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在此次疫情中，工业互联网应用于生产制造、物资配置、医疗救治、疫情防控等诸多场景，更是体现出在助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过程中的重要作用。